六四17年

星期日是六四17周年，眨眼間就已經17年了，六四對我這一代，生於70年代的人來說，是一生中最難忘的一個洛印。

八九年六四的時候，我們都是一群十多嵗的中學生，尤其長於香港這一群，除了書本，最多只關心譚詠麟還是張國榮，那個在 “勁歌金榜”登上冠軍，什麼社會國家天下之事，沒有多少人有這個 “思維能力”去關心; 然而六四給我們上了一次一生難忙的課，只是這堂課用了多多少少的人命去換回來? 它糙塌了多少人對國家的希望換回來?

過去有不少朋友問我甚麼當上記者來，的確，當記者從來不是我的理想，我沒有這個情操，也沒有這個抱負; 只是當我還是黃毛丫頭的時候，我看見比我年紀只稍稍大一點的年輕人，他們年輕有為，前途正是一片光明的時候，他們在廣場上幹什麼? 他們在追求什麼? 他們在堅持什麼? 他們有些人最後連自己都賠上了，他們為的是什麼?

我開始反思，我到底需要的是一個怎樣的人生? 金錢只能滿足最基本的需要，生命是否可以不一樣?

這個問題除了我，原來還有一個人在想，是余杰。
余杰跟我風馬牛不相及，那時候他在四川，我在香港，只是我們不約而同因為六四而決定了終身要走的路; 我跟他從不相識，直至是零三年一次偶爾的訪問，我才知道志同道合的人原來不少。

還清楚記得余杰跟我說他為什麼要當上作家: 「聽到了美國之音、BBC，然後那一件事對我一生產生了巨大變化，就是使我產生了這樣一個理想──一輩子絕對不能夠成為謊言組成的一部份，一輩子要堅持真話，要做一個獨立的知識份子，要對中國的民主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。」

“不能成為謊言的一部份” , “要做一個獨立的知識份子” ， “要對中國的民主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” 這三句在我當上記者之後，更明白說時容易，做起來卻千斤重; 知識份子跟民眾應該是息息相關的，民間的苦難、民眾的痛苦，知識界有責任向政府反映，可是現在，我不願意說很多人，但起碼有一部分人都不願這樣做。


在中國，說實話是要付出代價的，在西方記者說實話是基本要求，這個基本原則
在中國到現在還是一條高壓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