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醜陋的是文人

從小，筆者認為知識份子比一般人對社會應該多一份承擔，跟民眾也應該是息息相關的，民間的苦難、民眾的痛苦，知識界有責任向政府反映，可是現在，我不願意說很多人，但起碼有一部分人都不願這樣做。看看以下兩段文字，它們都是來自國內曾經被認為是知識份子中的表表者。

第一位是山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王兆山。最近他發表了兩首救災頌詞，其中一首以四川地震災區死難同胞的口吻，直呼「天災難避死何訴，主席喚，總理呼，黨疼國愛，聲聲入廢墟。十三億人共一哭，縱做鬼，也幸福」，還替死難者表達了「只盼墳前有屏幕，看奧運，同歡呼」的「強烈願望」。
第二位是筆者一直喜愛的余秋雨。他在博客中發表《含淚勸告請願災民》說，他從海外媒體看到，災區一些家長捧著遇難子女的照片請願，要求通過法律訴訟懲處造成房屋倒塌的學校領導和承包商，他說：「由此，那些已經很長時間找不到反華藉口的媒體又開始進行反華宣傳了。」 於是，余秋雨「含淚」勸告災民暫時不要「請願」：「只有當這些裏裏外外的多重力量不受干擾地集合在一起，才能把今後十分艱巨的任務一步步完成。因此，你們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這種動人的氣氛保持下去，避免橫生枝節。一些對中國人歷來不懷好意的人，正天天等著我們做錯一點什麼呢。」

如果做鬼是那麼快樂的，王兆山你還不趕快跳樓去? 余秋雨呀，余秋雨呀，如果你的孩子死於非命，你會這樣說嗎? 死的是別人的孩子，余秋雨用人家的切膚之痛來取脫當權者，這個實非君子所為，也枉他讀過聖賢書。看畢兩篇文章，我只得一個總結: 「服了服了，真是無恥無恥，更無恥。」

為什麼我國的知識份子會如此醜陋? 為什麼他們可以背着良心說話? 還不是自八九年以來，官方對學術界的控制愈來愈緊，使很多知識份子不是變得沉默，就是淪為當權者的發聲工具。曾經有一位在北大畢業的年輕作家對我說: 「大陸政府一手用政治的高壓，一手用金錢的收買，所謂的政治高壓就是當你跟她有不一樣的看法、對中國現實持批評意見時，她就用政治壓力，據說把不服從的學者從大學和研究院機構中開除出來，不讓你上課。相反對於那些配合她的人，對那些為這個體制辯護的人，對於這樣一些知識份子，她用一種經濟的手段，有的人收入上百萬元，有很好的房子，經常在各大官方媒體出現，甚至你自己的專欄節目，給你名也給利。」

在軟硬兼施的情況下，很多知識份子漸漸忘記他們跟民眾的關係，余秋雨就是給收賣的其中一人。

如果柏楊還在生，他可能會說: 「醜陋的中國人中最醜陋的是文人。」因為他們拿災民們的傷痛邀功請賞。

說實話，還有什麼比此更無恥?